本质上，这和“中等收入陷阱”非常相似。
纵观全球工业化进程，我们很容易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初期一个经济体可以凭借制造业崛起实现经济快速腾飞，但随着工业化的成熟，却又陷入到消费增长乏力的困境。
从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到韩国的“汉江奇迹”，再到今天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辉煌，这些制造业大国都曾享受过生产扩张带来的增长红利，而随后面临的挑战又都是相似的。
这种“制造业大国的消费增长陷阱”并非偶然，而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国内收入分配格局与发展模式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笔者将深入剖析这一现象的历史脉络与内在机理，以日本、韩国的经验为镜鉴，系统审视我国作为当今最大制造业国家所面临的消费增长困境，并探索突破路径。
二战后，日本通过承接美国产业转移迅速崛起，在汽车、电子、机械等领域逐渐建立起全球竞争力。上世纪60年代日本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度显著提升了居民消费能力，推动日本进入大众消费时代。
但这种以出口为导向、生产优先的发展模式很快暴露出结构性缺陷。
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制造业成本优势削弱，企业为了维持利润纷纷将生产线外迁，这逐渐导致日本本土产业空心化，当然这其中也因为日本自身人力成本不断提高的原因。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产业外迁，日本不仅减少了本土就业机会，更切断了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提升的良性循环。
与此同时，日本还在加速陷入“低欲望”消费困境。人口老龄化加剧，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消费意愿薄弱，而本土市场又十分有限，叠加日本债务高企，超过GDP的250%，这三大因素相互叠加，最终让日本陷入恶性循环。
尽管日本尝试通过宽松货币、财政刺激等手段激活内需，但消费始终未能真正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稳定引擎。
当然日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中，日本相对做的更好，日本内需疲软的更大原因，还是长达三十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一代人信心和消费习惯的磨灭。
而我们和日本相比，在分配上不同，而在地产上，则有一定的相似性。
韩国的发展路径也和日本相似，但更具独特性。上世纪70年代开始，韩国开始接棒日本承接全球制造业转移，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韩国经济高度依赖三星、现代、LG等等少数大企业，这种高度集中的产业体系导致财富分配严重不均。
韩国的聪明之处在于尝试通过文化产业创新带动消费转型。上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韩国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从韩剧到游戏、动漫，全方位打造文化产品，并成功将文化影响力转为消费动力。
中日韩三国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一开始的发展路径也非常相似，日韩作为发达国家，在很多地方都走在我们前面，尤其是自身经济模式的转型。
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今天面临的比较突出问题就是消费水平相对不足。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为40%，这个数字不仅低于日韩，甚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而这一现象的本质，可能还是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这集中体现在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持续偏低。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2.7%，不仅低于美国的62.1%，更远低于日本的73.3%和韩国的59.8%。
除此之外，我国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为60.8%，这个数字也低于日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分配格局也直接制约了消费能力。
其中，制造业领域的收入分配失衡尤为明显。2023年我国制造业劳动报酬占增加值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48.7%降至41.2%，这意味着制造业每创造100元增加值，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足42元，其余大部分流向企业留存。
这种“低劳动报酬”的分配模式，正是消费增长的核心症结。
低劳动报酬，一方面是全球价值链的必然。
我国制造业深陷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是劳动报酬难以提升的结构性根源。作为世界工厂，我国承担了全球60%以上的中低端商品制造，但附加值率不足25%。
这种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了对劳动报酬的双重挤压：一方面，跨国资金通过技术垄断和供应链控制赚取价值链高端收益；另一方面，国内企业为了维持国际竞争力，也不得不压缩劳动成本。
而一些地方为了吸引资金，实施各种优惠措施，例如税收优惠、零地价等，这也没有给劳动者带去额外收益，本质上反而是将公共资源转为资本收益，这也进一步加剧了分配上的失衡。
作为制造业大国，其特点当然就是工人占比相对较多。其中近3亿农民工群体，是我国制造业的主力军，也是消费潜力最大的群体。
但这群人的月均收入还不足5000元，仅为城镇职工的60%左右，且有31%都遭遇过欠薪、城镇社会保障覆盖率不足40%。这种收入和保障的双重不足，也导致农民工消费能力严重受限——月均消费支出不足2000元，子女教育、医疗等刚性支出占收入比高达45%。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生产在城、消费回乡”的割裂感。农民工在农村的住房没有市场价值，不能成为融资抵押品，两三代的财富几乎都沉淀在宅基地房产上，几乎无法进入经济循环。
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仅2.1%，远低于城镇居民的11.7%，这也导致其无法通过资产增值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这些都导致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难以转化为有效的消费力量。
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本身也内嵌着抑制消费的底色。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循环。居民储蓄率长期偏高（40%），企业留存利润占GDP比重也高达22%（美国为10%），且这些资金也主要用于扩大产能而非提高员工工资。
这种模式也更依赖投资和出口，这几年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要大力发展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但在结构上，要彻底转变这一路径依赖，仍然需要时间。
要出口，还是要内需，这本质上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问题。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部分建立在要素价格扭曲基础之上，实质是通过压低国内要素成本补贴全球消费者。
劳动力成本压制明显，制造业工人实际工资仅为美国的1/6，社保缴纳率也不足60%，另外土地和能源价格也存在严重扭曲，部分工业用地价格仅为住宅用地的1/10，工业企业电价更是较居民电价低30%。
这些扭曲表面上看，是降低了制造业成本，增强了我们的出口竞争力，但实际上是将大量经济剩余转移给跨国企业和国外消费者。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制造业工人实际收入应为现行汇率的2.3倍，但实际上则因为各种原因被系统性低估。
这种“让利世界”的发展模式，虽然短期内推动了增长，却长期抑制了国内消费能力的形成。要出口，还是要内需？如果是要出口，那么为了维持出口竞争力，我们可能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补贴“国外消费者”。
如果是要内需，那么我们就需要打破价格战，提高收入分配，这也意味着，我们的出口竞争力，就很难维系。
除非，真的有所谓的“出口特供”，通过人为因素继续压低产品价格，但这本身就非常荒诞。
在今年的两会上，我们已经提到必须要从根本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也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内需会被放在主要位置。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确保薪资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同步进行；除此之外还需要改善要素分配机制，当前资本要素回报率长期高于劳动要素3-4个百分点，未来我们需要通过税收、社保等再分配调节，扭转这种失衡。
另外长期来看，我们还需要提高劳动者自己的议价能力。从经济学看，劳动者和企业主应该是一种双方互相制衡的关系，但这几年市场变化畸形，直接导致很多劳动者丧失了同企业议价的能力，未来我们需要完善集体协商制，更要加强工会作用，确保劳动者同企业的议价能力，做好动态调节，只有这样，收入分配才有可能得到结构性的改善。
制造业大国的消费增长陷阱不是宿命，而是可以通过主动变革突破的结构性挑战。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善产业体系、数字技术积累，都为构建内需驱动的发展格局提供了独特条件。
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将发展重心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发展”，从“生产优先”转向“消费引领”。从制造业大国转向消费大国，这也是我们从中等收入陷阱一步步到高收入国家必经的路径。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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